有战意的民族才能走的更远——从中国历史浅议军训对改造当下青年性格的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累累罪行点明了一点：国弱，从来都不会被重视！这一残酷而现实的结论广为人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不乏先例可循。（从软弱如羊的南宋向辽国举国投降，到大清王朝后期频频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弱国无外交”，种种历史悲剧无不向我们证明着唯有国强，才有能被其他民族正视的尊严。）然而，强国固然重要，但探寻如何让强国一直强下去，是个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一旦忽视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弱旅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个问题，历史同样可以给予我们答案。纵观世界历史，四大古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五千余年而不衰，但中国的政权却并非一直掌握在一个民族手中。事实上，华夏大地在近两千多年发生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政权变更。这个文明传承与政权传承的矛盾我们暂且不论，对政权变更史进行挖掘能发现一些更为有趣的史实：中国古代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民族到游牧民族。而这五千年间，这片土地上反复经历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执政的现象（尤其是在唐朝之后，宋元明清大朝代的政权交替尤为明显）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民族受制于小农经济与一些腐朽的儒家思想的制约，性格趋于安乐平和享逸，即“守着自己的田，我不扰人，人不扰我”；而众所周知，游牧民族性格更趋向骁勇善战，奋勇进取，中世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便是最好的证明。这种“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战意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灿烂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但永保战意的民族却青春常在，他们可以把一个又一个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再回到刚才提到的矛盾，政权传承方面已经叙述完毕，而对于文明传承道理也一样适用。中华文明本身灿烂的，但却不失包容性，在这一点上有别于民族性格。拥有极高包容性的文明可以在不失去本身大部分优秀文化的同时同化外来文明，且可以基本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某一层面上可谓拥有抽象的“战意”。综上所述，这片土地上文明传承与政权传承本身并无矛盾，并且从两方面共同证明：拥有战意的民族才能走的更远。
反观当下中国，尽管国力强盛，但颓丧风气大有反扑之势。潮流文化中，血气方刚的阳刚之气与柔婉萎靡的“阴阳怪气”的比例正在失衡；某些软件上，犬儒主义、反智主义大行其道；就连祖国的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浸泡在丧文化，“佛系”风格之中。昂扬向上的民族性格正在衰落，上一个百年产生于万难之中的精锐战意即将销声匿迹。对于上一个屈辱百年中人民的绝望与愤恨，生活于当下的今日之众，根本无法体会。我们只能从历史史料与特定的节日中去尽量找寻那时候的生活状态，但说到底，毕竟我们未曾经历过他们的所经历的生死浩劫，故难以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因而对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的淡忘以及民族情感、精锐战意的缺失有就不足为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屈辱恐将卷土重来。
由此观之，规正民族性格，重新注入战意迫在眉睫，而此举之核心在于唤醒年青一代的战意，即警醒他们居安思危，在享乐安逸的同时不忘勤学奋思，勇猛进取。所幸当代中国军人脊背依旧挺立，血液中依然留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傲人品性，灵魂中保有随时为国捐躯的昂扬战意，因此由他们领头“改造”中国青年，是为最佳之计，军训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