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
我的外公今年七十周岁，与共和国同龄。
外公会吹口琴。十几年前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竹席上给呆呆啃着手指的我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我懂事后，总能在家人无意间的谈话里听见外公的往事：他有49年的党龄，是一名退伍军人，服役的时候经常为军区司令员开车。退伍后他回到故乡小城的工商局上班。现在他是老年大学和社区的摄影老师，只不过眼睛和记性都没有以前好了。
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是他一直以来——或者说，是改革开放后家里添了电视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的习惯。午饭时，宝岛学者对台湾换届选举的大胆预测或是对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的中肯批评、北京教授一针见血的犀利评论和女主持人恰到好处的调停此起彼伏；《海峡两岸》结束之时，外公的酒也常常是品完了，菜也常常是“打扫完毕”了。于是他便自觉地起身，在外婆收拾完饭菜后走去洗碗。
从前他和外婆听，后来他、外婆和我听。有时听得多了，我也会按捺不住心情插上嘴对横生事端的乱民来上几句抨击，听听外婆的帮腔，听听老人口中“炮击金门”的前前后后，听听她对祖国统一最原始、最真实的情结。但是，外公常常不说话。
或许我着实摸不准这沉默里的深意。
空闲下来，他也喜欢仰枕在秋天午后稀薄阳光抚过的竹藤椅上，和我忆苦思甜。他最爱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抗美援朝。饥荒那些日子，“幸运一点还有野菜吃，平常就吃草，草吃完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连皮带也拿起来啃。哪有什么饱不饱的好不好吃的，能不能吃上才是最大的问题。”打仗的日子也是如此。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每次谈到抗美援朝时的保留项目；外公唱得响，唱得有力气，好像午后的风吹来几十年前他在军营做过的梦。但听起来，他唱得又格外安心。“赶上好日子真好。”外公曾患过眼疾。阳光下的眼睛是灰色，清澈虹膜上又隐约覆盖着一层雾状的膜。我只能从他棕黑色的鼻子上读出信号。是啊，淡红色，外公在哭呢。
和平年代，真好。
出生在七十年前的幸福和生活在七十年后的幸福，我想，至此，也就连结成一片了。
这里面我的那一份，我也在努力着呢。（一团一连赵佳琦）